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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原因之一:崇祯帝试图恢复明初的皇帝独裁

发布时间: 2016-5-30 17:14    查看:310

崇祯破坏了晚明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则和集体决策的趋势,加剧了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压制了政治参与。所以,在魏阳看来,明亡当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祯对访单和公论的抵制不能不说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核心提示:崇祯破坏了晚明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则和集体决策的趋势,加剧了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压制了政治参与。所以,在魏阳看来,明亡当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祯对访单和公论的抵制不能不说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魏阳,原题:《讲座︱魏阳:明朝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英文原著名是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晚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终没有形成数目字上的管理。但有没有意义,其实要看你与谁去比较。如果我们回到晚明的历史脉络中去,它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

5月24日晚,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Donahue讲席教授魏阳在上海季风书园带领广大读者重返晚明的历史现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晚明的制度创新与政治文化,并从中看到了明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晚明史很热,但我们该如何反思晚明?

明朝灭亡后,对它的反思就开始了。尤其是晚清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些士大夫突然“ 重新发现”了晚明,试图从中获得本土的思想资源。到了新文化运动,晚明又成了显学,比如嵇文甫、林语堂等人在晚明历史中看到了李贽、王阳明等人的思想,从中挖掘出了本土的现代性。而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直接成了很多人看待晚明的思想底色。

到了当代,在晚明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被很多人奉为经典,尤其是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魏阳介绍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反响与中国大陆不太一样,至少他就不太同意黄仁宇对晚明的判断。在他看来,黄仁宇是以韦伯的“ 工具理性”来判断晚明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如果我们只以近代欧洲迅猛发展的政治变革、工业化和科学革命为标准,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晚明或者整个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是停滞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参照系出发,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我们需要与外面比,但有时候我们需要与自己进行比较。这样来看,其实,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有它内在的逻辑。所以,魏阳想从晚明的历史本身出发,重新思考它在制度上的创新与发展。

晚明如何选官?通过访单看公论

如果“ 停滞论”是错的,那么晚明在政治制度上有什么创新呢?魏阳以访单为例打破了我们对晚明历史的固有认知。原先朝廷选官注重“ 堂官考语”,即主要看上司的评价,因此官员想要升官,就以讨好上级为主,并讲究资格,在官场中慢慢熬。后来随着访单的出现,纵向的“ 堂官考语”逐渐变成了横向的“ 同辈评价”,破格提拔也变多了,而官场的组织原则也愈发复杂,出现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那什么是访单呢?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介绍,“ 访单”是“ 明代考察、选官时所用匿名文书。凡考察、选官,由吏部主持,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共为咨访,填写人匿其名。隆庆后改称访册”。

魏阳进一步指出,访单的使用有着更为复杂的变化,它对晚明政治的影响更是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在他看来,访单的大规模使用深刻反映了以“ 公论”为代表的新的组织原则的兴起,代表着一种对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政策透明性的诉求。

举例来说,1595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考察官员时向朝廷所有部门发放了访单,让大家评议哪个官员做得不好。访单收回后,他根据数量原则罢黜了得到“ 差评”最多的官员。此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学士赵志皋就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项改革动摇了朝廷既有的组织原则。孙丕扬则反驳说,访单代表的是公论,是士大夫的集体表决,无论被罢黜的官员有无违纪,得到“ 差评”多就必须处理。所以,这是两种政治原则的冲突:赵志皋代表的是道学的原则,认为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君子手中,不能由投票来决定;孙丕扬的逻辑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谁是君子,所以多数人的投票意见可能更有道理一些。而万历皇帝最后支持了孙的意见。

所以,访单的出现代表着数量原则在集体决策中的兴起,而且作为“ 官意测验”工具的访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并逐步透明化、标准化。后来,除了考察官员,访单也被广泛应用到其他政治领域中,比如考选科道和翰林时,考试成绩的作用被弱化,访单代表的公论,即士大夫的集体意见的影响力加剧。再比如,礼部在给官员定谥号时,也使用访单征求大家的意见。还有兵部选将时,也通过访单来定夺。

可以说,访单与它所代表的公论成了晚明的一种政治风气,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普遍认同。当时有很多对公论的讨论,缪昌期就说:“ 夫天下之论,不过是非两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谓之异,不谓之公。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谓之同,不谓之公。公论出于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些东林派的士大夫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所有人都自发同意的“ 公论”必须由士大夫来代表,并且在士大夫的投票表决中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晚明的政治文化充满了制度创新与变革,绝不是黄仁宇所说的停滞而已。

明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既然晚明充满了制度创新,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充满活力,那么它为何就这样灭亡了呢?套用当下的一个流行词,这些创新似乎就像“ 然并卵”一样。其实,历来对明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财政上的、军事上的、气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种种解释模式,但在魏阳看来,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崇祯皇帝对访单和士大夫公论的抵制。

当然,正如魏阳所指出的那样,访单制度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清人修《明史》时就认为,访单会使各个主管部门更容易推卸责任,将原本应该由不同部门承担的责任推给了整个士大夫群体。而且很多时候,访单的内容是乱七八糟的,没法严格核实,甚至被用来攻击敌对官员,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再者,以前升官只要讨好上司,现在为了获得好的舆论评价,必须结交和贿赂更多的官员。据明末的陈子龙观察,得到一个县官要花费数百金,当六年县官要花两千金贿赂,而到了考察和考选的时候,则要花三四千金;等县官终于熬成了台谏,就会再用同样的方法向下面的县官索贿。这些钱都是为了贿赂任何有资格填写访单意见书的官员。由此,访单深刻地改变了官场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败的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访单确实扩大了政治参与,特别是让地方士人都能够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来。1632年,董其昌就建议扩大访单发放的范围,希望将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内。明末的东林派也顺着这种扩大政治参与的逻辑,希望让“ 地方公论”成为政治决策的依据。黄宗羲则提出让学校成为地方士人评议、监督政府的机构,顾炎武也认为“ 庶人之议”应该成为决策的基础。

然而,崇祯皇帝试图恢复明初的皇帝独裁,不接受访单所代表的公论。1639年,他亲自考选翰林,专门挑选为公论所不容的候选人。明末的士人批评崇祯选官喜欢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访单和会推。由此可见,崇祯破坏了晚明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则和集体决策的趋势,加剧了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压制了政治参与。所以,在魏阳看来,明亡当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祯对访单和公论的抵制不能不说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刚去世的汉学家孔飞力认为,明末以来的政治控制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张力,而这种张力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结构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创新和思想遗产所代表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不断浮现。魏阳举了冯桂芬的例子:在思考宪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希望从晚明历史中寻找本土宪政实践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因此冯桂芬提出的建议完全体现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数量原则。

讲座的最后,魏阳总结说,当我们反思晚明时,访单和类似的制度创新所代表的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这些明代的制度遗产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标志着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绝用单一的欧洲标准来评价中国历史,而是细致入微地去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本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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