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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较量——上海公安拿下美中情局职业间谍

发布时间: 2019-5-14 19:06    查看:8345


台湾特务马失前蹄


1950年9月上旬,上海市水上公安局抓获一名偷渡客。经审讯,得知其真实身份是台湾保密局特务,名胡健吾。他此行的任务是“专勤特派”。说白了,就是专门送信。行前上峰特别交代:任务重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拿到回信迅速返回,就算大功告成,定有嘉奖。


给谁送信?什么人的信件如此重要?


胡健吾交代,收信人叫雷德蒙。


雷德蒙是上海公安机关早已盯上的目标人物,其公开身份是美商海宁洋行职员,实际是位于贝当路(今衡山路)841号的美国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简称ESD44)上海总部成员。


显然,这是一起美、蒋特务联手行动。


胡健吾被捕时,已经将信送达,并取得了雷德蒙的回信,不料返回时马失前蹄。


翻检雷德蒙的回信,英文,极简:“谢谢,R;耶稣。”再无一字冗余。


相信这封信中一定附有密写内容,可惜,年轻的上海公安机关当时还不具备破解技术。


神秘收信人落网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对此案高度重视,当即交由政保处处长王征明负责侦破。一年前,上海解放后破获的首起海外间谍大案,就是由时任社会处三室主任的王征明带队指挥的。



雷德蒙的活动面广,经常涉足酒吧、饭店、咖啡馆、商行,以及一些私人住宅,加起来有30多处;交往的人很多,林林总总超过70人。对这些人,侦查组一个都不放过,发现一个,跟踪一个,查证一个。


经过比较分析,梅沁咖啡馆是雷德蒙所到频次最高的场所,几乎每天必去,甚至一天几次。


经扬帆批准,王征明决定以梅沁咖啡馆女老板潘孝明为目标,寻找突破口。


1951年2月初,侦查人员利用潘孝明去港返沪之机,在杭州与她进行了秘密接触。潘孝明承认,雷德蒙和史密斯(注:与本案相关的另案间谍,当时已潜逃香港)都是梅沁咖啡馆的老顾客,但也仅此而已,她坚决否认跟两人有其他瓜葛。


侦查组接触的第二个目标,是曾在ESD44上海总部任职的吴薇兰。此人1938年与德侨萧富纳同居,上海解放后仍住在ESD44所属房产,有隐匿敌产之嫌疑。


2月中旬,吴薇兰被秘密传讯。吴薇兰承认,她曾任ESD44供给组助理员,并交代了该机构的人事情况,但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下层雇员,对其他内幕完全不了解。


两次尝试,都没能取得突破。


王征明提出一个方案:对雷德蒙采取侦查性逮捕。方案上报上海市委和中央,很快得到批准。


1951年4月27日午夜,一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扬帆)指挥下的大搜捕开始实施。雷德蒙也在这场搜捕中落网。


“王将军”“方先生”浮出水面


本以为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开口,将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没想到,雷德蒙到案当晚,突击审讯到第二个回合,他就开口吐供。


从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开始,雷德蒙的神情就像遭霜打的茄子,蔫得厉害。面对审讯,他张嘴便道:“我早知道你们已注意我,常想总有一天会被捕。”接着他交代自己的情况。国民党败退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负责远东情报事务的劳埃·乔治来沪部署预伏,决定让雷德蒙留下,领导分别潜伏在上海、北平两地的“王将军”组和丛克中组。上海解放后,“王将军”组不断有情报送来,丛克中组则杳无音讯(当时已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但因近期不断有潜伏特务落网,风声吃紧,所获情报至今也没敢往外送。


继1950年初秋胡健吾来沪接头后,1951年2月,香港又来了一位“方先生”,同雷德蒙秘密会面,带来一封密写信和2000美元,要雷德蒙设法去香港。但雷德蒙还没来得及找到偷渡途径,就已被捕。


雷德蒙提供了“王将军”和“方先生”的外貌特征。这是两个尚未为我方掌握的线索。


撬动军统特务的铁嘴钢牙


根据雷德蒙的口供,侦查人员迅速查明,“王将军”,真名王可一,一个老牌军统特务。他的情报翻译就是吴薇兰。随后,包括吴薇兰在内,“王将军”组被一网打尽。遗憾的是,“方先生”暂时下落不明。


王可一是老牌军统特务,其“王将军”的诨号可不是浪得虚名。连续10次审讯,他拒不吐供。问及雷德蒙布置给他的潜伏任务,王可一一概推说不知、没有。他更愿意将自己描画成“拥护人民政府”的顺民。


直到审讯人员抛出了夏超和小罗斯福两个名字。



王可一原先自忖我方不可能掌握他跟美方接触的实质性证据。中美正在朝鲜交火,这个节骨眼上谁敢跟“山姆大叔”沾边?因此,他原本打算铁嘴钢牙,拒不认账。然而突然砸来的这两个人名,如同惊雷炸耳,震得他晕头转向,顿时矮了半截。其实,夏超和小罗斯福的名字,只是来源于侦查员在王可一家搜到的两张名片,时隔数年,王可一记忆发生“短路”,显然已经记不得还有这样两张纸片躺在他家的某个犄角旮旯。


“短路”的记忆严重影响了王可一的自信,抗审心理瞬间瓦解。他不得不开口供述:“我是1945年在重庆加入的0SS(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夏超和小罗斯福都是OSS的间谍。1948年东北解放,我们撤回上海,雷德蒙布置我建立潜伏组台……”


随着审讯的深入,王可一心理防线终于全线崩塌,交代在香港与之接头的美国特务约翰逊,实际就是史密斯。他接受任务、领取活动经费后回到上海,又发展东亚酒店接线员郭、杨夫妇为情报员,并准备派俩人去香港受训等。


郭、杨夫妇随即被逮捕。


“方先生”松口案情终大白


话分两头。


在突击审讯王可一的同时,侦查组加紧追踪“方先生”。


4月28日,史密斯过去的司机、也是ESD44上海总部的司机李荪被密捕。李荪交代,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史密斯之命,去贝当路841号取过一部收发报机,送给住在陕西南路的罗世祥。两周后,又从罗家把电台转移到自己家藏匿。史密斯与罗世祥的关系非同一般。


罗世祥,又一条新线索。侦查员发现,罗世祥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来于沪港之间,有为史密斯两地通联之嫌。他最近刚去过香港,很可能负有秘密任务。4月29日,罗世祥被捕。同时从李荪家起获崭新电台一部。


罗世祥到案后称,自己只做生意,不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组织,无可交代。


对于史密斯,罗世祥辩解说,是一位美国朋友介绍的,只知道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处干过,后来成了邮票商人,其余一概不知。如有隐瞒,宁可被枪毙。


罗世祥在被审时口气很大,斩钉截铁,但一回到监房,立刻变了模样,神情萎靡,唉声叹气。侦查组还发现,罗的长相、衣着,特别是脚下一双进口高级黄皮鞋,与“方先生”颇为相似。于是,侦查组将罗世祥的照片混杂在许多照片中,让雷德蒙辨认。雷德蒙很快指认,此人正是“方先生”。



“方先生”——审讯员的招呼刚刚出口,罗世祥顿感如遭电击,脑袋马上耷拉下来。


据罗世祥交代,他1949年3月加入史密斯间谍组织,之后曾5次携带情报去香港,向史密斯汇报工作;先后发展海关留用人员季、倪、陈、舒等,参加间谍活动。1951年2月,他与雷德蒙接头,也是奉史密斯之命。正是在罗世祥的掩护下,史密斯才于1950年2月28日逃离上海。出逃前,史密斯交给罗世祥一批情报材料,嘱其藏匿。


罗世祥还供述,他从香港带回的联络信不是一封,而是两封:一封给雷德蒙;另一封寄给上海沧州别墅的亚历山大·格士。


根据供述,侦查组对嫌疑人逐一调查,取得证据后,将上述涉案人员全部抓获。时为1951年上半年。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侦查组夙兴夜寐,连续作战,基本弄清全部案情。


ESD44上海总部的前身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总部,1947年9月以后变身为中情局远东情报总站。1948年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节节胜利,ESD44开始向海外收缩撤退,同时布建针对中国大陆的潜伏组台和情报交通线。


1954年8月,距离《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已近一年,为配合国际斗争,周恩来总理指示公安部,对雷德蒙案进行公开宣判。9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分别判处间谍组织ESD44成员雷德蒙等8人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来源: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1日中国档案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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