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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病危后谁给邓小平递字条:千万别离开住所

发布时间: 2019-10-30 18:50    查看:1388


本文节选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邓榕


第53章天怒人怨


母亲住在三0一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是三0一医院眼科的尹素云主任和唐佐怡医生。母亲的眼睛不好,经常看病,因此和这两位女医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以前,医生们对母亲好,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这种政治高压的状况下,她们依然对母亲非常好。她们不但给母亲精心治疗,而且还把她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母亲。她们的态度,表达了对“批邓”的不满,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也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在医院,母亲虽然住在普通病房,却是一个人住单间,平时不能出自己的病房。但有尹主任和唐医生的照顾和关心,她并不觉得寂寞。一天,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风声,可能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呆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0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他在信中提出,卓琳因病住院,这里太孤单,要求与家人住在一起。滕和松将这封信送交汪东兴。汪东兴看后对滕和松说:“让邓小平把信写得具体点。要写上要求回原来的住处。这样主席批了我才好办。”滕和松把汪东兴的交待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将信改好,由滕和松再送汪东兴。汪东兴将此信呈报了毛泽东。这封信报到毛泽东处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父亲不知道,在这个期间,毛泽东病重了两次。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圈。


母亲住院五十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这时,在育群胡同的我们,也接到通知,说父母亲要回宽街,我们也可以搬回去住。真没想到,搬到育群胡同才一个多月便要“打道回府”。最让人兴奋的是父母亲将要回来,我们那悬在空中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管什么“打倒邓小平”“批判邓小平”,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就是胜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东西,往宽街搬家。在离开育群胡同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感到一丝不舍之情。虽然在这里才住了一个多月,但毕竟,这是最困难时我们的一个栖身之处呀。我们把几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那盛开着的美艳无比的月季花留在了小小的院子里。关好门窗之后,我们离开了育群胡同。


回到宽街,本来挺高兴的。但是一看,一个多月不见,这里真是有点面目全非了。邓小平现在被打倒了,不能“享受”原来的待遇,原来屋子里铺的所有的地毯全都给撤走了,客厅里的沙发和其他很多家具也都搬走了,办公桌、椅,甚至台灯都拿走了,整个家里空空荡荡的。还有,看到那块被我们挖得乱七八糟的月季花坛,我们也不禁唉声叹气。真是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没有地毯,于居住走路毫无影响,打扫起来还方便许多。没有家具,也没什么了不起,几个木板床一搭能睡觉就行,反正被子褥子我们有的是。我们把落满了灰尘的屋子打扫干净,把窗户玻璃擦得明明亮亮,再把院子弄得整整齐齐。可喜的是我们居然还找到一个沙发椅,准是撤家具时“漏网”的。我们在空旷的客厅里把这个沙发摆好,还搬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旁边当茶几,就算是给父亲的专座。想到父母亲很快就要回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不想,当我们把一切收拾停当后,父母亲的归期一下子又没有了消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地在家里等待,心中忐忑不安地想:难道情况又有变化?


就在父母亲准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时,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岁。1976年,真是一个多难的年代呀。这一年的年初,周恩来逝世;而现在,朱德元帅又不幸病逝。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共和国伟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与世长辞了。人们不无忧虑地想到,未来的中国,将交付何人?


因为朱德元帅的去世,父母亲迁回宽街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7月19日,他们才实现了回家的愿望。宽街是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为了不引人注目,中央警卫局特别安排在晚上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让父母亲乘车离开东交民巷,回到了宽街。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可是,那个小萌萌,不知怎么的摔了一跤,鼻梁正当间儿磕了一个口子,在小脸儿的眉心上贴了一个大白纱布,看上去活像京戏里的白鼻子小丑。父亲母亲是又好笑又心痛。


搬回宽街,并不代表解除禁锢。父亲整日软禁在家没事可做,就想找点体力活儿干干。可是,家里就这么一个院子,能干什么呢?看见院子里面草地的草长得太高太乱,父亲就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草。父亲已是七十一岁的人,要剪草,却蹲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给他搬了一把小凳子,坐下来剪草。大热的夏天,毒毒的日头下面,父亲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一剪刀一剪刀认真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湿透了他的衣衫。父亲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锻炼身体。


回到家来,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有书可以看。可是,到了晚上,家里没有台灯,仅靠屋顶的灯光没法看书呀。我们几个子女一合计,下决心自己做一个。我们不但要做台灯,还要给父亲做一个立灯。大姐夫吴建常平时就喜欢做点木工手艺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他正经八百地又画又设计,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做出了一个“最终设计方案”。具体实施的人是吴建常和我。我们找来几块大木板,细心地锯出由大到小三个圆形,并把这三个圆板用胶牢牢粘在一起,做成立灯的底座。底座上面,照吴建常的设计图纸,由我用木头精心地打磨了一个带着优美弧线的十厘米高的托子。我们把底座和木托儿的中间都钻好孔,再粘在一起,然后反复刷了好几遍白油漆。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铁水管子,插在底座的孔里,一个灯具便已初具规模了。我们用铁丝做了一个大大的灯罩框子,邓林找来妈妈一件旧裙子,“量体”剪裁,还打上皱褶镶上花边,缝在框子上面,做成一个美丽的灯罩。我们穿上电线,装上灯泡,安好灯罩,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凝结着全家人智慧和劳动的“豪华”立灯,终于自制成功,一眼看去,相当专业,相当漂亮。夜幕降临,在立灯光亮的照射下,父亲坐在沙发椅上适意地看着书,孙儿孙女绕膝嬉戏。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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