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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为何拒绝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

发布时间: 2019-10-30 18:50    查看:1625


就在蒋介石一伙紧急部署反共“清党”行动时,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在码头迎接他的,是武汉方面派来代表的宋子文。


自从上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出国后,期间蒋介石虽然有请汪回国的电报,但汪精卫知道并非出于其本心。此次回国,他虽然先到上海,但由于不愿与蒋介石纠缠,并不想在此多停留。


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回国,便打算拉汪一同反共“清党”。然而他又顾及面子,觉得不好直接去找汪精卫。这时,为蒋介石反共到处奔走的吴稚晖,便主动承担起了在蒋、汪之间牵线搭桥的任务。


在汪精卫到上海的当天,吴稚晖就去找汪精卫晤谈,以探汪的口风。吴稚晖将蒋介石等上海一班人的意思讲了出来,希望汪精卫答应与他们一起干。


汪精卫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同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吴稚晖急忙说:“你初自外国回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现在武汉方面要罢免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了。”


汪精卫听此言,当即说:“如果真是如此,我愿与大家共同反对。”


吴稚晖见汪精卫这样说,立即感到有了希望,遂将对汪精卫的称呼改为了“先生”,说:“我也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才行。我有三件事求先生:第一,倘若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第二,先生能否负责阻止上海暴动?第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与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其意很明确,就是拉汪精卫下水。


吴稚晖经过试探,感到汪精卫有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蒋介石在听了吴稚晖的汇报后,才决定亲自出马与汪精卫见面。


4月3日,蒋介石于发电给国民革命军各军将领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表示衷心拥护汪精卫执政。


当天,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个一年没见的政治对手,坐在了一起。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等。当汪精卫听蒋介石等人要反共“清党”后,便说:


“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军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舍身救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担负起来,决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这个责任的,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蒋介石一个人搅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不是信守诺言的人,但又不好说出来,正是犹豫间,又听蒋介石说:


“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然而汪精卫明白,一旦到了南京,就会完全受蒋介石的控制,哪里还有他主持一切的权力。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与共产党分手还没有到时候。其他人见汪精卫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插话与他争论起来。吴稚晖说到急处,竟向汪精卫下跪。


据李宗仁回忆说: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吴稚晖一早起来,在报纸上看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几个字后,不由大吃一惊。当他看完《宣言》的内容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汪精卫“降共”,甘当“共产党的尾巴”。


正好这一天,是蒋介石等人约好与汪精卫继续会谈的日子。


吴稚晖一见到汪精卫,就指着《宣言》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汪精卫听后大笑,说:“这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狠狠地说:“总理的联俄政策,是希望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并非请他来共治中国。至于容共问题,乃容纳共产党个人加入本党,服从三民主义,即成为国民党员;对其他未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采取友好态度,也跟对苏俄一样,只希望他们协助本党革命而已,更非请其共同统治中国。他们固然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但若与三民主义相抵触,或有危害国民党之处,即应予以相当的制裁。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过了友谊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5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友谊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之说。”


但汪精卫却认为既使需要变更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召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吴稚晖见自己滔滔不绝的“宏论”,还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便挖苦说:


“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不想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除了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蒋介石的人格有怀疑。中山舰事件败在蒋介石之手,他现在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敢贸然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再者,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所以不愿即时就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机会。


4月6日,汪精卫决意赴汉。临行前,他给李石曾和张静江各留下一信。在给李石曾的信中写到: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能舍去矣。”


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汪精卫写到:


“党事至此,以铭之意,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越早越好),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如此会议能开,则转危为巡,或犹可望。”


当天,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吴稚晖见蒋、汪合作未成,自己白白辛苦了一场,又气又恼。他半是讽刺汪精卫,半是自嘲地对人说:“汪先生出国一年,他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地欧西,30天内经过了莫斯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呢?”


汪精卫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李宗仁也有说法:


“中山舰事件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李宗仁的分析当然只是一种推测。至于汪精卫本人,倒是对自己的行动有详细的说明。


汪精卫到武汉后,4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对他归国和在上海的情况作了如下报告:


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了一个复电,说是要到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柏林,就发了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德国。从莫斯科过的时候,又接着这边二月八日的电报,还是要兄弟早日归国。在俄国会着几位同志,也主张兄弟赶快回来,因此不敢多停留,只住了五天,就由西伯利亚到了海参崴。到海参崴之后,就听见上海已经克服了,于是又拍了一个电报,问应当怎么走法?


四月一日,船到了吴淞口外,宋子文同志到船上来接,当时就问他中央有无命令?他说要兄弟自己斟酌,到上海住几天也无不可。即到了上海,一方面因为中央没有命令,乃拍电回来报告;一方面就杜门不出,不敢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曾看见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诸位同志,讨论过时局问题,知道上海对中央有着许多不明瞭的地方,而且谣言很大。兄弟一到上海,他们就说:上海总工会要向龙华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攻!这种无意识的谣言,他们居然相信,谈虎色变,如临大敌。有一天晚上,李石曾同志来报告,说是总工会要在三日进攻龙华。兄弟就极力辩白,说这是谣言,乃决不会有的事;但他说一定要发生。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告诉他约束纠察队不要到龙华附近去,免得发生误会。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每晚十点钟禁止通行的原故,这封信当天晚上并没有送到;等到第二天可以证明是谣言了,他们又说是兄弟写了信的功效。但是兄弟那天晚上还是睡得很好,因为知道一千多工人,是决不会向两师人进攻的。不过蔡元培、吴稚晖那一般同志,依然是相信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的鬼话!到后来,他们又说:纠察队不攻龙华了,要去进攻租界,也还是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更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这些人专门在那里制造谣言,闹得满城风雨,要使革命军同民众起冲突,要使国民党同共产党起冲突。不得已,就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同志,联名发表了一篇辟谣的宣言,大概各位已经看见了。同时,看见蒋介石同志也有一封通电,说得很客气,说是兄弟回来了,以后关于外交政治财政党务的事,由兄弟主持,他只专管军事方面。兄弟不晓得中央分派什么工作,于是再打电回来,说已经到了上海,听候中央的指示。并致电蒋介石同志,愿以党员的资格,为党工作;他所说的话,推崇过甚,万不敢当。同时又致电各级党部,说是自从因病离职以后,各地同志都是很劳苦努力,现在已经回来,当服从中央的意旨。


不过帝国主义者所造的种种谣言,实在辩之不胜其辩,深觉得有赶早离开上海之必要。于是四日发表各种通电,六日就由上海动身,昨天才到此地,现在关于一切事情,因为尚没有看见屡次的决议,还不明白处置的办法;以后要听各位的吩咐,并请中央的指示。本文摘自《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苏杭,苏若群,姜羿著,来源:人民网 中华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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