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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罕见的政治迫害案 “九人案”令毛泽东震怒

发布时间: 2020-3-11 19:05    查看:2188



▲陈毅和周恩来(右)



中国和巴西的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从遭受挫折到建交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曲折过程。“九人案”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拉美发生的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曾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从民间到官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巴西同台湾当局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个阶段,我国对巴西实行“细水长流,以民促官”的方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数众多的巴西文化、新闻、贸易等各界友好人士应邀访华,其中不少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在巴西友人的推动下,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市分别于1953年9月和1954年3月成立了“巴西一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也多次派出文化、艺术、新闻和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



1961年8月,上年大选中获胜的新任总统奎德罗斯派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作为总统观察员率团(一行34人)访华,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双方对此都很重视。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银行支付与贸易协定》。



就在古拉特回国途中,奎德罗斯总统在国内外右翼势力的反对下,于1961年8月25日被迫辞职。按宪法规定,古拉特回国后继任总统。



“九人案”背景复杂



在中国与巴西关系逐步发展之时,巴西政坛风云突变。1964年3月31日深夜,巴西右翼军人在美国策动下,以古拉特企图在巴西“推行共产主义革命”为借口,发动了军事政变。古拉特政府被推翻,以总参谋长布兰科为首的“猩猩派”军人集团上台执政。军政府大肆逮捕进步人土,巴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我国合法居留巴西从事新闻和贸易工作的王唯真(新华社常驻巴西记者)和王耀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巴西代表处副代表)等九人被无理逮捕入狱。消息传到北京后,我国领导人大为震惊,毛泽东主席当即表示:“岂有此理,要跟他们针锋相对地斗!”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理挂帅、陈毅外长和外办主任廖承志直接指挥,展开对九人的营救行动。





▲周恩来和陈毅(左)



4月4日,在中国和巴西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约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请他们各自国家驻巴西使馆代中国政府向巴西当局查询中国在巴人员情况。中国银行也致电巴西银行了解有关情况。4月5日,我国政府还通过上述渠道向巴西当局进行交涉,表明九人都是得到巴西政府同意,按规定办理有关法律手续进入巴西居留的。他们所进行的新闻报道、筹备展览和促进贸易等业务,都是正当和合法的。但巴西政变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对九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逼供、威胁和利诱。九位同志坚决不承认犯有任何罪行。巴西当局又在美国的阴谋策划下,同台湾当局勾结,企图将九名被捕中方人员送往台湾。台湾方面还派特务到监狱进行策反活动,被九人严词拒绝。他们发表抗议声明,并宣布展开绝食斗争。



在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巴西当局最终没有将九人送往台湾。此后却又拟以中方人员交换在华被关押的美国犯人,这无疑暴露了巴美勾结的政治阴谋。中国政府断然拒绝。



1964年10月12日,尽管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巴西军事法庭仍以九名中国人在巴进行所谓“间谍和颠覆”活动为由,判处九人10年徒刑。中国政府对此判决表示强烈抗议。自愿为九位同志辩护的巴西平托大律师表示:“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九名中国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九人案”事件涉及我国当时对美和对台斗争问题,十分复杂。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政府积极组织营救工作。为此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400多次,发表各种声明和文章数百篇,还请国际红十字会出面干预,以九人家属名义邀请日本、英国、法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比利时七国著名律师,组成律师团,敦促巴西当局释放九名中国公民。在一年时间内,有87个国家的1000多个立法机构、政党、团体、工商等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对九人表示声援。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巴西当局于1965年4月17日以“不受欢迎的人”,“驱逐”九人出境。





▲左起:周恩来、陈毅、宋庆龄



1965年4月20日,九名中国同志在发表声明无罪、不承认任何判决的情况下,终于回到北京。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接见了他们,各大报刊也报道了他们的事迹,称他们为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九颗红星”。



“九人案”事件对中巴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两国间原已建立的联系全部中断。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处于十分冷淡的状态。



巴方承认:“政治上是错误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到1974年,已有10个拉美国家同我国建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再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按兵不动了。



新上台的总统盖泽尔虽然也是位军人,但属三军中温和派,思想比较开明,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在国际上大步跃进”的外交决策,其重要标志就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开启两国建交问题的具体谈判。谈判之始,巴方提出在建交公报中不提及台湾问题,中方则强调台湾问题必须写入建交公报。经过几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对“九人事件”问题,巴方开始表示,双方应向前看,不提旧事,中方坚持巴方对此要有个交代。巴方承认:1964年九名中国公民一案“政治上是错误的”,关于这一事件中的司法诉讼未了问题,巴西政府保证将采取措施予以撤销。很快,中巴双方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



此后,双方关系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大象走路”、90年代后的高层频繁互访,于21世纪进入全速发展的新时期。



——摘选自《百年潮》2014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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