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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为何引发毛泽东震怒 除了密会汪精卫还犯了一大忌

发布时间: 2019-4-5 13:20    查看:2493

1955年3月下旬,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进京参加了一次党代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书面材料。陈毅一看这份材料,觉得非同小可,事关重大。于是亲自跑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报告,同时把潘汉年写的材料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材料勃然大怒。4月3日晚,毛泽东令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带人前往上海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将潘汉年秘密逮捕。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3月,江青补刀,潘汉年又被重新审查,并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病逝。那么潘汉年到底做了什么事引发毛泽东如此震怒,并给他灭顶之灾呢?前文讲了他向中央隐瞒了1943年密会汪精卫的事。这固然是潘汉年的一项“重罪”。但翻看“潘汉年案”的审判书,发现作为第一“重罪”的内容,还不是这桩往事。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的三项“罪名”,第一项就是认定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潘汉年


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据《潘汉年传》记载,潘汉年回国前王明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单独回国去执行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联络谈判的任务。同时向他交代了另一项使命,要他回国后设法找到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机关,以便恢复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自长征开始后就已中断的秘密通讯联系。”为此,“潘汉年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专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准备回国之后提交给陕北的党中央机要部门使用。”按照常理推断,潘汉年回国后应该立刻设法找到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机关,并向中央传递密码,这是当务之急。但潘汉年回国后却不急于去陕北,而是一直盘恒在港沪两地。《潘汉年传》说:“在香港逗留、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反映时,潘汉年不失时机地拜访或约见了在港的各方面人士,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的步骤。”潘汉年为何放着手头帮中共中央和“国际”建立联系这样的要事不做,却去做这些不痛不痒的宣传工作?原因是潘汉年回国还肩负着另一项秘密任务。而正是这一秘密任务,成了日后潘汉年的第一“重罪”。


这一秘密任务和“护送”张学良的私人代表秘密赴莫斯科有关。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天的延安)达成协议,其中有一条是允许张学良“派代表赴友邦。”也就是中共答应帮张学良和苏联接上头。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命令上海隐蔽战线负责人冯雪峰护送张学良代表李杜(后为中共特别党员)赴苏联。1936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苏联情报机构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莫斯柯文给斯大林一份专门报告,说李杜“化名王原华,一行6人,3个孩子(其中的两个孩子是毛岸英和毛安青),要求来莫与苏方商谈援助东北抗日等问题。”奇怪的是斯大林紧急叫停了这一行程。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并不信任由中共和张学良一致认可的李杜,斯大林想要张学良另选代表。显然,这一意图斯大林也不方便向中共中央讲明,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和“国际”失联了很长一段时间,新的中共领导层还没获得斯大林的信任。这样,能够向张学良传递斯大林意图的也只有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而潘汉年那时是王明的直接下属。于是潘汉年受命在上海秘密会见了专程赴沪的张学良。潘汉年密会张学良后,张学良秘密选派了另一位代表暗中取代李杜以常驻莫斯科。张学良选的是中东路事件时与俄方谈判的首席代表莫德惠。但张学良仍让李杜与莫德惠同赴莫斯科。



莫德惠


1936年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汉年给王明发出了一份密码信,其中相关的重要内容有四条:1.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同张学良已经达成协议,我们在他那里已设有代表。”所谓的“达成协议”,当然是告诉王明与张学良已经取得共识,并谈妥了相关的行动方案。2.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从苏区被派往上海。”这句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明亲笔为冯雪峰的身份作了注(王明注解了冯雪峰是一位老党员,是著名的左翼作家)。王明了解冯雪峰,潘汉年当然不必说明。王明亲笔作注,当然是给不了解冯雪峰的上司看。那么王明要把潘汉年的密信送给谁看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最高层,而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根本不知情。3.任务进展顺利:“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


潘汉年的这份密信还起码透露了四个问题:


一是鲍格莫洛夫参与了此事。鲍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也是当时苏联在华特工的首脑之一)。他亲自参与和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联,联系到前述斯大林的亲自过问,足见斯大林对此事的重视。王明给苏联最高层送上潘汉年的密信,只能说明王明其实是直接对斯大林负责。


二是潘汉年当时与鲍格莫洛夫保持着联系。从双方的地位看,潘汉年极可能也受鲍的领导。


三是潘汉年竟然不用自己与共产国际直通的电台而宁可用密码信单独向王明报告,可见此事之机密非同寻常,也证明潘汉年的这一任务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来自王明。更关键的是,王明显然规定潘汉年只能与其单独联系以免走漏消息。



鲍格莫洛夫


1936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南京返回上海。经刘鼎安排,潘汉年与张学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饭店里会晤。无疑,潘汉年必须向张学良通报莫德惠已经顶利出发以及自己将在莫德惠安全到达后赴西安的情况。


李杜一行7月下旬到达巴黎,却在随后的数月中一直没有进入苏联。刘益涛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后来,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并发予签证。李杜一行因此时国内已爆发西安事变,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所以他们也没有入境苏联。”但其中最重要的人莫德惠却成为历史的盲点,语焉不详。事实上,苏联秘密接走了莫德惠。事实上让李杜和莫德惠一起走是用真假代表同行以假乱真的方法瞒天过海、掩人耳目。这样高超的手法,擅长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自然是当仁不让。



从左到右依次为毛岸龙、毛岸青和毛岸英


没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汉年曾就这次张学良秘密代表入苏行动向中共中央做过汇报。中共中央不仅对真假代表一无所知,甚至还不能排除受到了刻意误导,因为李杜在1936年末返回上海,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反对而未能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12月15日敢于斩钉截铁地声称:“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可联系。”今天来看,苏联情报机构急于让莫德惠早日到莫斯科,显然是为即将出台的联蒋政策提供情报服务(苏联是最早支持蒋介石抗日,并成立情报合作机构的国家)。莫德惠到达苏联,也就是共产国际于8月15日正式致电中共中央下达联蒋指令的前夕,中共中央对苏联新政策的真实态度以及与张学良频繁互动的重要情报,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才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完成了传达密码的任务。


这件事,一定成了潘汉年挥之不去的心病。这位在秘密战线上纵横驰骋的高级间谍,一辈子接触的秘密实在是太多,太敏感了,有的还牵涉了到了党内的一些斗争,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1955年,一切都爆发了。“累汝遭辱蒙荷羞,为人受过分外明”(潘汉年诗)。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的三项“罪名”,第一项就是认定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 中华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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