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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向毛泽东汇报了什么 毛泽东立刻下令将其逮捕

发布时间: 2019-4-5 13:22    查看:2042


潘汉年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秘密工作大都是交给潘汉年办的,包括为革命事业筹款、国共之间的秘密谈判、策反敌人情报高层、还有机密谍报工作等。可以说经潘汉年手的机密多得数不清。对这样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是予以特别信任的。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曾对潘汉年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在1955年3月下旬,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进京参加了一次党代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书面材料。陈毅一看这份材料,觉得非同小可,事关重大。于是陈毅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此事,并把潘汉年写的材料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材料勃然大怒。4月3日晚,毛泽东令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亲自带人前往上海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将潘汉年秘密逮捕。是什么事引起毛泽东的如此震怒呢。原来潘汉年在这份材料中第一次汇报了自己隐瞒了12年的一个秘密:1943年在日伪时期的南京秘密会见大汉奸汪精卫!



潘汉年


秘密会见大汉奸汪精卫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情报工作非常复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还具有二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当了汉奸的人,或是天良未泯,或是为了给自己留有后路,可以同时为多种政治力量服务。比如胡均鹤,他是汪伪特工总部,也就是俗称“76号”中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最高头目,但事实上又在为中统服务。1939年秋,中国近代间谍史上著名的人物“76号”首脑李士群(定性为汉奸)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去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士群经胡均鹤联系,在李家又一次会面。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除了向潘汉年透露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外,还让胡均鹤拿了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支票簿给潘汉年,说是潘可以随时支取。潘汉年再三婉拒没有成功,只得接受下来,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动用过。



1942年9月,中共中央电示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以及王尧山等考虑是否撤退到苏北去。此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省委另一名负责人刘长胜在撤退途中经过瓜州时,被伪军扣押,险些酿成大祸。于是,刘晓建议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关系,另外开辟一条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线?这样,潘汉年通过胡均鹤又一次在李家会见了李士群。


潘汉年对李士群讲,我准备带几个助手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帮助?李士群笑着望了望潘汉年,一口答应,并当即拍板由胡均鹤负责安排护送。同时两人还商定等潘汉年回到苏北以后,双方通过电台继续保持联系,为此胡均鹤还去专门编了一本密码给潘汉年。后来在胡均鹤的安排下,刘晓等人顺利抵达根据地。


1943年4月,抗日战争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中,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要求潘汉年再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过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抵达上海。


胡均鹤热情接待了潘汉年,潘汉年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胡均鹤犹豫了一下答应了。几经周折,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在南京找到了李士群的家。不巧李士群又不在家,说是去看汪精卫了。当天晚上,潘汉年便由胡均鹤安排住进了南京的一家高级旅馆。次日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鹤陪同,来到潘汉年下榻的旅馆会见潘汉年,李士群突然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当时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来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大致情况是: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会面结束后,潘汉年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了一些协议。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1938年3月29日广州)


本来,作为一名谍报人员,要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尤其要和敌特高层打交道,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问题的关键是你见什么人,说了什么,了解到什么都得及时向组织汇报,否则很多事就说不清了。


遗憾的是,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向饶漱石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这给他及战争时期一起合作过、领导过的战友及朋友,带来了致命的灾难。其实,潘汉年后来还一个绝好的补过机会,可惜他没有抓住。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毛泽东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期间国民党特务机构曾利用上海的报纸,披露过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消息。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潘汉年核实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潘汉年(右1)和陈毅


潘汉年去南京见汪精卫,了解这件事的经过的共5个人,他们是:汪精卫、汪精卫的秘书长陈春圃、李士群、胡均鹤与潘汉年。解放后,只有胡均鹤还活着。胡均鹤由于在解放后向公安机关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协助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被当作立功反正人员留用。但胡均鹤毕竟有当叛徒和汉奸的历史,他在1954年9月被捕了。可能是胡均鹤的被捕让潘汉年感到了压力,毕竟他是当年潘汉年见汪精卫的唯一见证人。于是在1955年4月1日,潘汉年向陈毅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详细汇报了自己12年前日伪时期在南京秘密会见大汉奸汪精卫的情况,并解释了自己迟迟没有向中央报告此事的原因。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沧海桑田,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但是在这样一个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氛围里,潘汉年突然推翻了十多年前的说法,向党的最高领袖承认了当初自己的确曾到南京见过汪精卫,毛泽东怎么会不震怒?以后几年,对潘汉年的审查,始终围绕的就是“内奸”这件事。



潘汉年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3月,江青补刀,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并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病逝。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中华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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